1989 年，我得到英國皇家學會的資助去愛丁堡赫瑞瓦特大學 (Heriot Watt University) 進行高訪。當時正是美國提出“星球大戰(zhàn)”，其中有個項目就是“光計算”。我打聽了一下，德國愛爾蘭根羅曼教授就因想做“光計算”，而被學生及外界以要參加“星球大戰(zhàn)”項目威脅而出走美國。但 Heriot Watt 大學卻愿做些“光計算”項目，他們正需要一個人做計算全息圖，我因此獲得資助去該校工作。我的目的是學習一下光計算，到了那里他們希望我給他們做計算全息圖，并教他們如何做計算全息圖，因此我給研究生和教師開設了專題課“計算全息”。

在英國 Heriot Watt 我工作了半年，感到英國人與德國人很不同。德國人勤奮、按部就班，每天上班后并無茶歇時間。而英國人上午 10：00 茶歇，下午 3：30 又有茶歇。系里有關人員湊在一起，聊天并進行學術交流，學術氛圍濃厚。就是在這些漫談迸發(fā)出許多新思考、新觀念。我想這也是為何英國學術創(chuàng)新和諾貝爾獎獲得者比較多的原因。

我在英國去過劍橋大學 (University of Cambridge)、牛津大學 (University of Oxford) 、倫敦國王學院(King's College London)、倫敦瑪麗女王大學 (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)、克蘭菲爾德大學 (Cranfield University)、帝國理工學院 (Imperial College London) 和國家物理實驗室等處，收獲良多。特別是參觀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該實驗室 100 多年卻向世界貢獻了 25 位諾貝爾科學獎的獲得者，有人說他們是“諾貝爾科學獎的孵化器”。由于參觀時正有我的一個學生在那里工作，實驗室主任還專宴招待了我。為何卡文迪許能成為世界物理學家的圣地？我覺得一是他們不斷找準研究方向，一旦選定在一定時間內相對穩(wěn)定，如從固體物理轉至凝聚態(tài)物理花了半個世紀。二是有一個很好的科學環(huán)境，爭取足夠的科研經費，建立了一個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體制。第一任主任麥克斯韋就鼓勵學生自制儀器設備。牛頓的三棱鏡、湯姆遜發(fā)現(xiàn)電子用的儀器至今留存在實驗室中。三是善于把握機遇和創(chuàng)新，科學思考和成果的積累才可能出現(xiàn)創(chuàng)新。麥克斯韋培養(yǎng)學生的原則就是“最好讓學生用他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克服各種困難，老師與其把這些困難移開，不如鼓勵和它們奮斗?！边@種指導思想一直主導我對研究生的培養(yǎng)與教育。

04 關于“敢為人先”

1985 年至 1990 年，我擔任清華大學精密儀器與機械學的系主任，原副校長張維院士曾對我說：“清華所處的地位，要不怕為人先”。這對我一生做事都有很大影響。

由于環(huán)境和條件所限，我們不能以體量大與別人相比。但我一直本著“有所為，有所不為”的原則，凡是要為的，一定要“為人先”。對待我們的教研組也是如此，因我們不能和浙江大學、北京理工大學的光儀系相比，但我們所為的如計算全息、體全息光存儲、二元光學都在全國居領先地位。

1995 年至 1998 年學校擬將機械類型的學科整合，發(fā)揮交叉學科的優(yōu)勢，在清華大學第一次成立機械工程學院并任命我為首任機械學院院長。當時正值學校組織和啟動“211”建設項目，我積極聽取各系意見，提出在我校 CIMS 工程中心的基礎上，利用網絡與信息技術將設計、制造與管理加以集成，以提高質量與快捷生產為目的，抓住分析、測試與控制環(huán)節(jié)，將相關系組成先進制造技術學科群進行建設。這一建議得到校長的贊同和支持。

圖4 金國藩院士

05 關于團隊

現(xiàn)代科學技術的高度進步，相關技術交錯復雜，僅靠個人的聰明才智或個人奮斗很難取得像樣的成果。

我剛到光學儀器教研組，就開展“三坐標光柵測量機”研制工作。我是由精密儀器教研組轉過來的，對光學一竅不通。特別是我們做光柵測量頭部分，什么是光柵我都不知道。我組有鄔敏賢教授和嚴瑛白教授，我們在一起學習、并到上海光學儀器廠制作光柵，搭成測量系統(tǒng)。她們倆是我最初的助手和老師。后來我們三人成為這個團隊的核心骨干，在學術上相互切磋，在方向上認真討論，互相學習，取長補短，一起工作逾 30 年。隨著年長一輩的戰(zhàn)友相繼退休或離去，現(xiàn)在一支生氣勃勃、年輕有為的新的團隊又拿起她們的接力棒，奮勇前進。

我能有點成績和我有一支富有創(chuàng)新精神卻又腳踏實地地去干的團隊是分不開的。

06 關于家庭